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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3章

 

可以说,是法家思想使“秦国”变成了“秦朝”,但是,这也造成了秦统一以后迷信法家学说的潜在危机。

贾谊在《过秦论》(中篇)中写道:“秦离战国而王天下,其道不易,其政不改,是其所以取之也。孤独而有之,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”

——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,秦从战国到统一天下,它的路线没有改,他的政令没有变,所以秦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。

法家认为,“民之内事,莫苦于民,民之外事,莫难于战1”。为了让人民努力耕耘、作战,必须让人民处于贫穷困弱之中,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,才能让他们听话。

也就是说,在法家看来,富国与富民,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,二者不可兼得——

“民弱国强,国强民弱。故有道之国,务在弱民。2”

但是——但是法家没有意识到,当人民被剥削、贫弱到不能生存的时候,他们就不会再仰仗统治者恩赐下的那一点点食禄,而要自己去夺食!

届时,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,国家将不复存在。

在“秦国”时期,外部矛盾远远大于内部矛盾,法家思想的弊病尚未显现。但是在“秦朝”时期,因为之外部约束力量丧失,君主的私欲极端膨胀,弱民理论被推向极致。

极端化的理论指导了极端化的政治实践。

北伐匈奴、南戍五岭、修阿房宫、造郦山陵……以至于“田租、田赋二十倍于古”。

同时,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说过这样的话:“重一奸之罪而正境内之邪……重罚者盗贼也,而悼惧者良民也”,“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。3”

也就是“杀鸡儆猴”。那只鸡要重重的杀,猴子才能安安分分的。

当秦朝劳役进一步加重,为了镇压百姓的怨声载道,自然要更重的严刑峻法。

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

所以,与其说导致人民暴乱的是“秦法”,倒不如说是过度的“劳民”。

但是统治者们没有料到的是——

过于严酷的劳役下,那些贵族们从没有放在眼里的升斗小民活不下去了,他们眼里淬着愤怒的火焰,从田间地头、从劳役之地、从长城脚下抬起了总是低着的头,握紧了手上的工具。

极度的剥削造就极度的反抗。于是,秦末陈涉吴广于大泽乡站起身子,振臂一呼——

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!”】

李斯出神地看着天幕对于法家和秦朝内政的剖析。

他少年时“从荀卿学帝王之术”,后来修习法家的“术”、“势”。

后世人常常笑谈,荀子的门人总是“欺师灭祖”。李斯、韩非去搞法家了,张苍成了历算学家,陆贾“行仁义、法先圣,礼法结合、无为而治”,融汇儒家、道家及法家思想,倒像是一个杂家。

儒家的本质倡议是从“性本善”论上升到的“仁政”,是血缘伦理、道德、政治合一的为政理念。但是荀子最广为人知的理念是什么?

是“人之初,性本恶”。

如果人性本善,那么人与人之间会很容易理解和宽容。道德自觉下,用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就能规范人们的生活。

但是如果人性本恶,那么对不起,为了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,只有在道德自觉之外建立一套强制机制,来制约人的欲望和行为。

法制应运而生。

所以李斯的整个思想是建立在“性本恶”论基础之上的,是“好利恶害”的。

李斯的思想理论如此,他的为人也如此。

在秦始皇发怒,要驱逐所有六国之人时,李斯一篇《谏逐客书》以情文并茂的文笔打动了嬴政,使得其承认六国之人对秦国做出的贡献。

——是李斯真的彻彻底底为秦国着想吗?不是,是因为李斯也不是秦国人。

在韩非入秦时,李斯联合姚贾陷害韩非,用当年嬴政在“逐客令”中驱逐六国之人相同的借口排挤韩非,最终鸩杀韩非。

——是李斯害怕韩非在秦国朝堂上为韩国求情吗?不是,是因为李斯害怕韩非取代自己在秦国朝堂上的位置,使自己来之不易的大权旁落。

而当嬴政宫车晏驾,此时“诸男皆尚公主,女悉嫁秦诸公子”的李斯当然也不能忍受公子扶苏上位后大权旁落,于是铤而走险,矫诏拥立胡亥。

对于李斯而言,“诟莫大于卑贱,而悲莫甚于贫困4”。权力是他致死紧握的手中刀。

——当然,这是原本的他。

现在的李斯生命只剩余了固定的时限,天幕也告诉他他的辉煌基业被自己的一个过错覆灭,他反而看开了。

天幕的思想,他也曾朦朦胧胧地思考过,但是囿于时代和身份,他始终不能明晰。但是天幕的理论像是拨云见日,打开了他长久以来不能转阖的关隘。

“‘世异则事异,事异则备变’……师弟,我竟忘了你曾说过的话。”李斯闭上眼,眉头舒展,脸上却悄悄爬上一抹怔忪。

【这样看来,法家就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喽?

并不是,要知道,法家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。

在秦二世时期,法家李斯对二世这样谏言:“关东群盗并起,秦发兵诛击,所杀亡甚众,然犹不止。盗多,皆以戍漕转作事苦,赋税大也4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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